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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亚为什么盛产「做题家」|大象公会
发布时间:2021-11-25        浏览次数:        

  「东亚做题家」几乎是全世界人民的刻板印象。这个梗进入了影视剧,还被编成表情包,活生生将「Asian nerd」(亚洲书呆子)和「exam hell」(来自日语「受験地獄」,形容考试竞争激烈)变成了国际流行词。

   英文社交媒体 Reddit 上流传的「亚洲学霸的高中入学包」

  不论是「美国高考」SAT,国际经合组织发起的 PISA(学生能力国际评估),还是单测数学与科学的 TIMSS、单测读写能力的 PIRLS*,甚至单门学科竞赛 —— 东亚文化圈各国各地的学生都排在前列。

  这种优势在小学学段就表现出来,并且一直持续到高中。在只测数理学科的 TIMSS,中国大陆没参加,东亚各组还是甩下别人一大截。

   2015 年的 TIMSS 数学测试。在四年级组,东亚最后一名的日本,比其他国家的第一名还整整高了 23 分。到八年级组,差距更是拉大到 48 分。TIMSS 是美国学者设计的 / 图片来源:[1]

   PISA2015 国际成绩地图。这张图显示的是各国家和地区所有三科的平均成绩,分数为绿黄红。几乎在所有国家,PISA 的采样点都是在发达城市,但这届中国大陆仍被广东拖了后腿,跌倒第十,在下一届换成浙江才又成功登顶

  对于这个如此引人注目的现象,经济发展水平、城市规模、人均教育投入,乃至智商,都无法完全解释。

   《经济学人》统计了近年来各国 PISA 成绩的变化,并发现当教育投入达到一定水平(6-15 岁人均总投入 5 万美元)时,花更多钱就不再是成绩的决定性因素。中国虽然公共教育投资相对极低,但如果算上家庭教育支出,多数城镇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获得的投入仍超过了这一水平

  经济水平和教育投资不能完全解释各国成绩的差异,主要是由于边际效应。当投入已经达到一定程度,再往里投更多的钱就没什么用了。这时,更复杂的因素开始起效。

   本文发表于 2006 年,作者张奠宙先生(1933-2018)是享誉国际的数学教育家

  不过,这个判断并不太经得起推敲。科举文化充其量只能算「东亚做题家」的影响因素之一。

  首先,科举制度虽然影响深远,但科举选拔的人才在规模上从来就不是中国古代官员的主流。他们只在最高层官僚中占据优势,而在整个帝国,不经考试、通过恩荫、荐举产生的官员远多于他们。

  其次,东亚也并非都流行科举。韩国、越南同中国一样,长期开展科举,新加坡则没有科举,而日本很早就抛弃了科举。在港、澳、台等地,科举文化的存在感也不强。

  今天中国大陆的人才选拔制度,和港、澳、台并不相同,跟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越南差异更大。有的是「一考定终身」,有的是多次考试,有的是连考带申;有的是统一录取,有的是高校自主录取。

  但它们都在最近百年间,在不同的历史时期,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培养「做题家」的行列。

  这些教育体系有如下共同特点:知识面窄而内容深的教学方式、大量做题练习、普遍的补课班,以及看重考试,让考试在人才选拔过程中占据中心地位。

  若以 PISA 和 TIMSS 等国际测评的成绩来论,东亚第一「做题家工厂」还并非中国大陆,而是规模更小的新加坡。

  新加坡的教育格局跟北京上海类似,同样遍地是补习班。一个新加坡学生不但要勤刷题、会考试,还要培养各种特长,才能被称为优秀。

   《经济学人》曾撰文称,新加坡教育有三样值得学习的法宝:基于教育研究的教学和习题设计,更窄更深的教学内容和追求人人掌握的强化训练,以及更出色的教师。有中文媒体将其简化为「习题册,强制补习,善待教师」

  新加坡的制度比中国教育更加内卷化、筛选性更强。从小学到高中,学生会面临数次分流,分流的学校层次直接影响未来发展。

  孩子们在小学阶段就会面对几次筛选:从三年级的优才班(GEP)选拔,一年一度的按成绩分班,到六年级的小六离校考试(PSLE)。

   虽然中国取消了大部分小升初考试,但学生们实质上仍要面对这一轮筛选。图为合肥某中学的小升初考试

  和中国相似,新加坡学生的每轮选拔都是拿钱堆出来的。《联合早报》等媒体曾统计,67% 的新加坡家庭会送孩子去至少 850 所补习班上课,每年花费 11 亿新加坡元。

   不过,在月收入低于 4000 新元的家庭,只有 20% 的孩子上补习班 / 图片来源:[2]

  这套听上去十分熟悉的筛选性教学理念,源头叫做 meritocracy,一般翻译成「精英治国」。它指的是通过某种方法将人分为三六九等,目的是筛选出精英,让他们掌握权力。

  「精英治国」这个词在西方左翼的自由主义者眼中带有严重贬义,因为「精英」的传递性意味着阶级固化、闭门机制,以及寒门难出贵子。支持这套做法的,大多是右翼。

  从新加坡到香港、台湾(民主化之前这一特质更为明显),再到日本、韩国,意识形态和制度殊异,但全都信仰「精英治国」。这很可能是源于近现代东亚地区都曾经历的威权统治史。

  这方面,日本堪称先驱。明治维新在建立威权统治的同时,也树立了比西方还要严格的精英教育等级观。

  威权属性最强的旧日军,堪称「做题家」的海洋 —— 军校全都靠考,难度颇大;毕业院校和在校成绩,基本决定了军人的晋升速度和生涯高度。这种对在校成绩的极端重视,在全世界军队都是绝无仅有的。

   旧日本陆军等级森严,仅围绕陆军大学校即有以下阶级:军刀组(陆军大学优秀毕业生)优于天保钱组(普通陆大毕业生),天保钱组优于无天组(考陆大失败者),其下陆军士官学校还能再分。海军则直接按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的考评成绩排列吊床号,吊床号就是每个人晋升和任命的职位顺序,且规定靠后者不得指挥靠前者,绝无晚辈逆袭的可能

  比起说一不二的专制政府,威权统治是尴尬的。虽然小圈子垄断权力,但还得表现出执政基础来自人民大众。无论是赤裸裸的阶层代际传递,还是大众眼中可以被操纵的选拔方式,都会损害其合法性,引发不稳定。

  他们最常用的策略,就是用中立客观的技术理性,尽量使社会问题非政治化。所以,看起来最公平、严格的选拔性考试就成了共同的选择,像古代科举一样,为社会提供着关于公正和阶层流动的基本预期。

  有异曲同工之效的,还有以考试为主要进路的科层官僚制。发达的科层官僚制也正是东亚政治的最大共性。

  世界上也有些国家和地区,那里的孩子不怎么应试做题,却能在 PISA 和 TIMSS 等国际测评中取得高分。

  比如芬兰。该国的教育模式以小班制、讨论课、不做题、少考试、效果好著称,在十多年前是全球各国集体学习的对象。

  不过,和所有的「素质教育」一样,芬式教学有个致命的问题:它是为一个平等而富裕的社会设计的。如果社会天然存在不平等,那么当基础教育变得高度宽松,家庭教育和课外培训就会拉大这个差距。

   每年一万多名新移民进入芬兰,并且大多不会说本地语言,对于这个人口只有五百万的国家造成冲击,也拉低了芬兰学生们的平均成绩 / 图源:Reuters/Panu Pohjola/Lehtikuva

  每个国家的基本理念都包含人人平等,但不同的国家对于「平等」的定义是不同的。

  有的认为,尽量不丢下一个孩子,让所有国民有公平的机会接触到相对均质的教育资源,这是「平等」。有的则认为,参加同样的考试,成绩好的(不管原因是天生聪颖还是家长肯投入资源)就应该被筛选出来作为精英,这才是「平等」。

  前者的典型代表是芬兰、加拿大、瑞典,后者的典型则是苏东国家和东亚国家,更多的国家是在两者之间找平衡。这两种教育模式都能够产生优秀的学生,但只有后者会成为「做题家」的海洋。

  总体上说,苏东国家的小孩确实更能学习、更会考试。它们教学制度各异,但基本上全是考试导向的,高校大多像中国一样,实施统一招录。(只有波罗的海三国例外)

  这些国家也有和东亚同样的现象,比如流行上补习班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篇报告写到:

  后苏联时期的特征是「课外补习的影子教育系统」的扩大。一方面,补习为学生提供了适当的个人学术发展和成功备考的机会。另一方面,影子教育可能会加剧社会不平等,并促进新的腐败形式。

   特别依赖补习班的教育系统,在国际上被称为「影子教育」(shadow education)。图为美国儿童在一家俄罗斯人开设的补习班学习「俄式数学」 / 图源:Jesse Costa/WBUR

  在经济水平更低、公共教育经费更少的情况下,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学生们长期在 TIMSS 排前列,波兰、斯洛文尼亚等国也在 PISA 名列前茅,表现甚至好过一些更富裕的西方国家。

  柏林墙倒了三十年了,前东德和西德属地的「做题家」水平至今仍有差距。东德孩子家乡的经济更不发达,教育经费和好学校相对较少,但就是比西德孩子更能做题。

   德国「高考」Abitur,分数为 1.0-4.0,数字越小成绩越好。图为 2015 年德国各地的平均成绩分布,颜色越浅成绩越好,可以看到前东德属地的成绩整体明显好于前西德

  勃列日涅夫以来的苏联是高度崇尚精英治国的。勃列日涅夫曾说:「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经济工作、党的工作、外交工作、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。」

  在苏联制度下,各级学校层层筛选出的优等生可享受种种特权优待,是进入官僚晋升快车道或打破森严的等级制度的必要条件之一。

  爱沙尼亚可谓异军突起。从苏联独立之后,它的 PISA 成绩一路从名不见经传到问鼎欧洲,只花了不到三十年。

  为了清算苏式教育,九十年代,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复制了芬兰的教育模式,搞起自由宽松的素质教育。自从 2006 年第一次参加 PISA、超过俄罗斯之后,这就成了他们教育成就感的来源。

   爱沙尼亚(深蓝)和芬兰(浅蓝)的历届 PISA 各项成绩对比图。2006 年的爱沙尼亚尚没有太大优势,到 2012 年已经与芬兰接近。现在,它更是超过芬兰成为欧洲第一

  虽然直到今天,更重视做题的俄罗斯学生仍然在「比做题」的 TIMSS 上名列前茅,但爱沙尼亚在唯一参与的一次 TIMSS 上就取得了远超俄国的成绩。

  在主要测试思维和逻辑的 PISA 上,俄国不但被波罗的海三国的俄裔学生比了下去,在全球也排不到前面。

  学习刻苦、学习效率以及成绩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,即使国家和地区之间横向比较也是这样。许多国家的学生要花很长的学习时间来完成课业,成绩却没什么改善。

   PISA 提供的学习时间和「科学」(理化生)成绩的关系。蓝色和黄色分别代表在校和课外学习时间,红点代表学习效率——每多学习一个小时,考试能多得几分。整张图越往右,学习效率就越低。图表最左侧为芬兰

  中国大陆学生的学习效率在入选国家里排名很靠后。孩子们花了极长的时间在做题上 —— 每周比芬兰和日本多近 20 小时,甚至比新加坡还多五小时,花了更多时间学习,成绩的增长却不成正比。

  大凡培养做题家的教育体系,改变的力量总会指向「减负」—— 虽然在今天,这个词基本上已经被等同于学校甩锅、逼家长花钱上补习班,被彻底污名化了。

  然而,当教育已经成为军备竞赛,极大浪费社会资源,影响家庭生活质量,降低生育率,并造成阶层的再循环,让所有人同时降低教育投入,可能是终结这种无限内卷的唯一办法。

  2019 年,一直不减负的新加坡也开始了「减负」,希望通过取消部分考试、高校扩招和生育率的自然下降,降低教育的竞争烈度。

  新加坡的生育率本就极端低下,人口维系主要靠移民,数十年来愿意将「精英治国」贯彻到底。如今竟然连新加坡也开始「减负」,可见这场昂贵的教育军备竞赛对社会的拖累有多严重。

  但问题在于,在本就信仰「精英治国」的地方,社会的筛选性并不会随着教育压力的降低而下降。「减负」也只能覆盖公办教育,只要通过考试筛选成为人上人的动力依然强大,减负就很难成功。

  中国大陆、香港、台湾,以及韩国等地都曾搞过轰轰烈烈的「减负」运动,但无一达到预定目标。

  苏联和俄罗斯也都搞过「减负」,「减负」这个词就是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的。改革从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俄罗斯时代,却在拉大社会教育水平差距的同时,并未起到「减负」效果。

  我们也曾写过日本从 80 年代起推行「宽松教育」,结果在增加家庭教育负担的同时带来严重的学力下降,又往回开倒车的故事。(详见:)

  这些国家和地区并不都像中国大陆这样,有着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。但它们宁可在减负和加压的循环中断断续续的培养「平成废宅」和「做题家」,也不愿考虑让全社会的选拔机制变得更平等、更高效,是否有其他可能。